社會改革前線

偶然還是必然？台北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

2010-11-17T19:06:00.000-08:00

（今天應何明修之邀要去台大社會系談談兩年前的野草莓，唉，實在不知道要講什麼。想到去年發表過一篇稿子，只好再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次....）

偶然還是必然？台北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

謝昇佑[1]

一、楔子：兩種批判的態度

何東洪師在《思想》撰寫了一篇對台北野草莓學運的參與觀察及評論，或許是為了「平衡報導」，《思想》希望野草莓的參與學生[2]也能提出一些看法。我寧可將編輯的意圖理解成，參與角色對運動體驗的各自表述，而不是針對何師進行回應，原因有二，一來，在一定的前提下，何師的批判我可以同意；二來，這場運動（如果它算一場運動的話）始終只有強勢與弱勢的參與者之別，沒有為整個運動留下擔綱者的位置，任何人也就難以「代表」野草莓學運的角色對任何批判提出「代表整體的」回應；因此，在這樣的框架下，「回應」自然只能是各自表述。

這個處境多少正反應了何師對野草莓學運的批判：零散、缺乏組織、沒有明確的運動目標和領導核心。的確，若從「訴求、動員、組織」三重標準來估量這場「運動」，野草莓恐怕難以構成「及格」社會運動的條件。也的確，社會運動是需要一群有共同理念的人推動、有方向的捲動其他人的投身參與，而不是烏合之眾或者去中心的群流盲動；甚至可以從這個角度更基進的質疑，「野草莓」究竟稱不稱得上運動。然而，「理論」的觀察總是帶著彼岸世界的理想性格，此岸的現實才是我們要面對真實的處境。橫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在這個政治激情的島嶼上、一個偶然的政治事件、幾個老師和學生在沒有時間做好內部組織，或者說，根本沒有意圖讓這個事件延燒為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狀況下，一則在PTT2透過老師個人版的連署、私人網絡串連快閃行動的號召訊息，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演變成長達兩個月的街頭抗爭事件。何師在文末留下了一句「後現代主義無法上街」的感慨結語，但後現代主義卻已經上街。

因此，綜觀何師全文，倘若其所謂的「批判」意謂著事後對運動發展的一種徹底自我反思、檢查的描述性書寫，確實可以同意他點出了整個運動發展某種意義上的限制和困境；但若其批判建基在預設了某些人作為實際「經營」這場運動的「主體」，並以一般特定社會議題的社運模式為準，來對假定的野草莓運動經營者進行運動倫理、路線問題或者道德論立場的批評，那麼，我就無法同意了。不能同意的原因不在於反對「下指導棋」的態度，事實上，作為行動的主體，任何與其行動相關的批評或意見，勢必都在行動者意願接受下，才會發生效力，就此而言並沒有所謂「下指導棋」的問題；[3]因此，我反對後一種批判態度的關鍵，純粹是因為這種批評誤認了這場運動的「本質」，因而是指向虛空的批判。

二、定位野草莓運動的發生：事件、結構與行動的辯證

要澄清、定位野草莓學運，必須從「事件發生」與支撐事件之「結構因素」之間的辯證關係來思考，而這裡所謂的結構因素，至少包含了當時引導事件發生的社會氛圍、事件發生後，團體內部的動力關係、以及長期歷史脈絡中台灣內部儼然形成的社會對抗結構有關。基於文章篇幅，我沒有辦法以學術論文的規模來處理這些問題，不過大抵上本文的描述將順著這樣的思考架構前進。以下，我將先初略交代了引導野草莓學運這個事件發生的社會氣氛，接著說明團體內部動力的關係，至於歷史面向的結構因素與事件的辯證關係，將在下一節中交代。

時間拉回十一月六號、七號的場景，學生們在行政院門口「等待」官員的回應或者警方的驅離。當時氣氛詭譎，雖然聚集學生集體表決過，倘若遭受驅離，即轉往自由廣場，但由於被驅離的可能時間無法估計，而且從七日上午，行政院門口的學生便已開始來來去去，呈現不穩定狀，因此似乎也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轉進自由廣場這件事。猶記得七號中午，我還曾向一名當時所謂決策小組的同學提及，自由廣場是否該開始張羅；但以當時的氣氛，這樣憂慮和考量的確顯得有些杞人憂天，當時不少學生和老師的想法反倒是，政府應該「夠聰明」，不會驅離學生，因為七號已是星期五，接下來兩天是假日，而十號開始，一些大專院校開始進入期中考週，學生自然會回學校。換言之，種種跡象顯示，當時確實沒有多少學生和老師是做好轉進自由廣場進行長期抗爭的心理和物理上的準備，更別提經營一個長期街頭抗爭運動的組織。甚至就連一開始發起到行政院聚集的老師和同學也沒有準備，這會是一場超過三、四天的抗爭。我們還可以從十一月六日當晚在行政門口，不斷向群眾廣播呼籲停止捐款的動作可以得到明證，發起行政院門口聚集的活動，沒有做好發展成為大規模學運的準備。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引領著。七號傍晚，警方突然強勢驅離同學，我猜想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當時整個驅離過程，學生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即時的傳送了出去，因而，就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超過原本聚集在行政院前人數數倍之多的學生，頓時湧進了自由廣場、各方物資更是頃刻大舉湧入，更重要的是，從轉進到自由廣場那時候起，群眾湧入金錢資助與物資，已不是現場呼籲停止的廣播可以控制的。[4]換言之，當時社會期待一場學運發生的壓力，使得轉進自由廣場的學生無法拒絕金錢和物資的不斷湧入。然而，明眼人都不難看得出這局不妙：一群沒有組織、沒有準備、只是一開始因為偶發政治事件而激情聚集的學生，現已騎虎難下。面對大批的資源挹注和社會的關注，聚集的學生已然不是說散可散、說走可走，就地組織化勢在必行，而此時，參與的老師們也越來越多，無論是基於對學生的責任，還是對運動的期待。

這是野草莓學運發生的歷史現實：一群氣憤政府當局在陳雲林事件上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作為的學生，由網路串連而出，彼此間沒有傳統社團組織的連帶關係，並且這些一時間群聚起來的學生，也根本沒作好擔綱一場大規模學運主體的準備。但就在還來不及把問題想過一遍、也還來不及認識旁邊的陌生人、還來不及澄清彼此的運動目的之前，局勢就將之推上了火線。然而，就如何文所提到，問題還不在於缺乏有經驗的運動者參與帶領；事實上，甚至連何文中稱許的樂青、青年九五的學生也大有人在；其他亦不乏工運系統、參與NGO的學生，各校異議性社團的頭人也為數不少，其他像是個體戶的禿鷹也頗多。因此，關鍵的問題反倒是為什麼意見領袖之間無法合作？這些有經驗的同學為何無法領導運動？何文中所提到有老師感嘆若是誰來主導運動就好的想法，顯然完全沒有把握到運動發展的現實難題。

換言之，參與學生內並不缺乏卡里斯瑪型的領袖型學生，但有趣的是同學之間竟非常有默契在避免個人成為「運動明星」，因此，「這是一場沒有明星的運動想像」油然而生。究其因有二，一來打從運動雛形開始，「野百合學運」的幽靈在一直在，然而，對多數野草莓的參與者來說，「野百合學運」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結果，並不是大家心中理想的典型，因此多數具有領袖魅力的同學，一開始就有意識的在收斂自己的權力。雖然，大家都知道閹割到權力中心的運動節奏，會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但在野百合學動的「陰影」下，仍然選擇了嘗試一條不同的路。就其結果言，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整個台北野草莓運動的發展，所謂的「核心成員」，從來不是以單一色台大或國立大學的學生為中心，碩班或博班的學長姐在當中已沒有任何較高的待遇，不管你的出身，大家就是平起平坐討論、決定。從行動主體的意願來說，這種共同參與、集體決策是帶有正面意義的抉擇。

不過，反過來，亦不得不承認，會造成無組織化的結果，也有團體動力上的結構限制。事實如此：諸多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背景差異甚大，對運動的期待和想像不同、甚至因為過去就分屬於不同意識型態的異議性社團，換言之，在這些足以影響運動方向的意見領袖間，在運動之初，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理論上，不同行動旨趣的行動者原本就該組織成不同性質的社團，彼此再針對特定議題合作，然而，野草莓學運並不是在這樣的節奏中發生。如前所述，學生們所接收到的物資和上百萬的捐款，並非學生登高一呼而來，相反地，這些資源的挹入，是台灣政治對抗格局下，積怨已久的一方，迫不及待學運發生以作為他們政治情緒出口的一種「另類群眾運動」。政治激情的群眾，一看時機彷彿成熟，便已「先一步」挹入物資與金錢，等待學運發生；相信熟稔台灣長期高度政治對抗文化的人，都能默會這種政治狂熱的作為。而這樣的結果促使了不同理念、不同運動目的、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和個人因為這些眼前的資源，「被迫」綁在一起，成為看似一體的「野草莓學運」。

姑且不論大家綁在一起的動機是覬覦資源或基於自我運動倫理的要求，欲善盡對民眾捐款的責任，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內部疏離的人際網絡加上外部過度資源的挹入，諸意見領袖間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態勢儼然而成。在沒有信任基礎的運動開幕式中，註定了日後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期待在理想的溝通情境中進行。稍有敏銳度的人都不難預見，「亂局」，將是這場運動無法避免的性格，縱使是再有能力的行動者，可作的選擇也著實不多，要不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運動可能的發展，並且跳入戰場，在那個何師戲稱為班會的決策帳棚中「廝殺」，引導這場運動前進；不然就只能作壁上觀，冷眼看這亂局，偶爾放兩支論述的亂箭技術性干擾。

暫用一般日常語用的話語來區分，野草莓學運的性質是屬於政治衝突的運動，而非特定議題倡議的社會運動。雖然野草莓「學運」看起來聚焦在集會遊行法這個特定議題上，但修法的訴求作為凝聚分歧參與動機的「戰術意義」，大過於參與學生和老師們對這個議題的實質關心。事實上，整個在廣場時期的「運動發展」，始終困擾著如何找到合適的議題整合起分歧的運動想像。決策帳棚內一次又一次的內鬥式的辯論、不同意見領袖間私下合縱連橫的動員串連，無非都企圖降低這場運動特殊發生條件所招致的複雜性：劃定參與者的界線、穩定決策機制、澄清各路來者的目的以定位運動。當然，這也就使得野草莓「學運」看來像是一場大學生的自我成長營，或者說如常見的批評：勇於內鬥、怯於外戰。但只要我們回到上述實事本身來看這件事，其實，或許便會對帳棚內直接民主的決策模式會心一笑：沒有人不明白這種討論模式會是運動組織化的阻力，但這卻是各方頭人角力的唯一戰場，在尚存活的諸意見領袖間，建立起信任之前，這種決策模式勢必因其「功能」而持續存在。同時，急於超越「帳棚」壟斷領導權力的企圖（儘管就理想上社會運動的邏輯來說這事正確的決定），在當時運動發生條件下的權力佈局中，必然是失敗收場。野草莓事件發生的「先天結構」，已然暗示了會在內耗中進行的命運。但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既然這個結果是可預期的，那麼你選擇偏向虎山行？還是寧作壁上觀？

三、作為癥候的野草莓事件：野草莓學運背後更深層的結構困境

一種常見對野草莓學運的評價，是以運動訴求的完成度和傳統社運標準的組織動能來斷言這次的學運失敗。事實上，此種論斷，對於有自知之明的參與者來說，這更早已是預期的結果，[5]不過，這樣的批評並沒有把握問題的層次與事件/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本文澄清這些辯證的脈絡，不在於為種種意義下的「失敗」辯護，毋寧說，更是為了讓深刻的反身批判得以可能。

肯定有人會不滿地質疑，總使存在上述事件發生的偶然性因素和團體動力上的內部矛盾、縱使同學期待沒有英雄的集體領導，也不足以說明整體運動會散漫至此，換個歷史情境，仍然有可能很快的、有效率的組織起來，為澄清這個問題，我們勢必進一步從歷史的縱深，思考野草莓事件的發生與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辯證關係。我們不妨作一次反事實的（counter-factual）的歷史假設：倘若台灣長期以來，校園裡一直存在活躍的異議性社團，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議題的熱誠始終高漲，並且不同社團和校際間的串連也功能彰顯，那麼，縱使如上述所陳的運動發生背景，似乎也有可能很快地能系統化就地組織起來，並能掌握運動議題發展的操控且深化論述。

當然，這個反事實的假設，無從驗證真偽，但卻有助於看到野草莓學運遭遇組織發展困境所透露出整體社會困境的癥候。野草莓學運的困境確實不能只單單歸咎「環境因素」，至少具深化論述能力之學生的不足，說明了野草莓參與者的思想準備不夠。不必遮掩，從野草莓運動「開幕」迄今，我相信多數參與者可以朗朗上口廢除集遊法意義、以及要求警方恪守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理由何在；但能深入闡述自由與人權的理念、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辯證關係等等根本問題的，肯定是寥寥可數。然而一個運動真要走的長遠且具有革命性，就必需能夠思辨撐起整個社會運動正當性的社會及政治哲學，甚至是存有論上的問題。

事實上，任何社會運動勢必都包含著撐起整個運動意義的基礎理論問題，諸如在樂生運動中，他們會面對質疑其運動基調究竟該放在使漢生病友從歷史客體變成歷史主體的軸線上，還是建築物的保留上的問題？或者質疑樂生運動訴諸社會「同情」以保留樂生院的路線，如何不會是繼續複製漢生病友作為歷史客體的邏輯？等等挑戰；又如標榜左翼路線的社改學生，必須面對倘若不是缺乏現實感地迴避國家理性來談論一種純粹人民幸福的菜單，那麼怎麼平衡國家利益/國家理性和社會公平/人民主權的可能矛盾，以及經濟上的弱勢是否就能自證成道德上的優越性與正當性？

表面上看起來，野草莓學運參與者在論述能力上明顯低於其他社運的參與者。或許有人會以這受到運動型態、組織模式等等原因的影響來辯護。我卻認為，野草莓不過是個明顯的癥候，在其他的社運中其實也一樣。表面上其他針對特定議題的社運模式，在經驗事實描述、評論的論述豐富，但是真正能深入整個運動正當性之基礎原理原則，進行抽象思辨的，跟野草莓學生一樣，仍是少數。運動需要思想力量的支撐，不單純是熱情。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的動力不是來自物質利益，而價值信念的堅持，並且對價值信念的堅持不能是未經反思的盲從，否則純粹熱情和訴諸教條化素樸道德直觀的行動，跟盲目宗教狂熱信徒沒有兩樣。

指出現在學生的能力不足，不是要歸咎於學生個人，而是要批判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奉行的技術至上、專業主義邏輯。不妨檢視我們的高等教育中的主流論述：為了讓學生適合真實的社會環境，所以我們應該讓大學的環境盡可能擬真現實社會處境的限制，產（官）學合作遂為主流。假如此等論調真為著讓學生體驗現實而考量，並且有限度地執行，當然是可以接受；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中，恐怕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使培養出的學生，易於嵌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勞動網絡，得以迅速成為資本生產積累過程的有用勞動力。高等教育樂於配合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提供勞動力強度的訓練，或許是因為從中得以獲取龐大的現實利益，但另方面，恐怕也是因為資本主義文明中的教師，早已率先成為「沒有靈魂的教學專家」。

台灣高等教育的設計讓學生毫無選擇地成為資本主義結構的承擔者。「沒有辦法」常常是我們用來搪塞、遮掩不敢面對價值選擇的藉口。的確，任何社會實踐的場域，都必然遭遇理想與現實在取某種程度上妥協的實踐困境；然而，正因為真實社會處境中，「妥協」是不可迴避的結果，學院環境的意義反倒是應該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去準備、澄清，什麼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什麼是作為一個專業者，即便喪失眼前利益都必不可退讓的價值和社會的責任；而非過早地讓學生面對現實的無奈而學會妥協。非線性的社會演化建立在對行動可能性的豐富想像，而行動的想像則建立對理想的堅持。實用導向的現實主義者，只是屈就既有社會結構和權力網絡的一再複製。沒有價值信念的涵養、過度鼓勵操作性應用學科的教育導向，高等教育訓練出一批批高等技工，這些其實都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但在野草莓學運的經驗中，再一次於欠缺深化論述和戰術戰略思考能力的學生數量上，表露無遺。

另一個野草莓事件所顯露的癥候是，台灣社會過度政治化和逃避政治的雙重病態。一個理想的成熟公民社會，本應什麼問題都能談；社會議題、政治議題，甚至是嚴重分歧的國家認同問題皆然。但在我們的社會中看到的是，要不是過度政治化，凡事以藍綠甚或統獨為標籤；就是過度逃避政治，不斷遮掩自身政黨或國家認同傾向。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的政治困局：對抗式的社會結構。野草莓參與者意識地在超越藍綠框架，就其努力的成果來說，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超越了藍綠，但卻也沒有超克藍綠。說它超越的原因是，參與者中確實藍綠皆有，甚至在國家認同上，統獨皆在；然而，說它沒有超克的原因則在於，這些不同政治光譜的參與者，其實也只是彼此有默契地避談這類話題的「共在」，而不是真誠對話。當然，這是整個社會的病態使然，我們看到主流媒體上，政治人物毫不遮掩的以其政治立場為座標定位各種現象；而反對這種「野蠻爛戰」的社會改革者，竟然只能是消極的「逃避政治」，以純粹社會議題化的姿態來掩飾、逃避帶有特定政治立場的各種社會運動。有趣的是，由於野草莓運動的特質，使它無法成功地以社會議題化來包裝、去政治化這場運動（雖然有嘗試過），但卻也因此暴露了所有「逃避政治」式的社運模式內在的尷尬。難道我們不須懷疑，或許「超越藍綠」、「去政治化」或許就是個假命題，誠實的面對藍綠、坦然面對與溝通，不必刻意政治化和逃避政治，才是應當追求的社會處境。

歸根結底的說，社會運動根本不可能逃避政治。假若我們接受阿倫特（H. Arendt）的說法，政治行動既是人天生的秉賦也是存在的價值，其意義也就是人可以超越僅只為了生理生存必需的勞動，建立超越私利之公共領域的恆久秩序。[6]那麼，既然社會運動的目的是追求公共領域的正義原則，其本質也就是自然是政治行動。另方面，縱使我們從日常生活的語用來思考政治議題與社會議題的劃分，我們一樣可以質疑，在今日台灣面臨中國崛起的壓力，且國際強權勢力藉機勒索、大資本家任意其資本進出台灣、公務員品格堪慮、象徵國家正義的司法獨立性還不堪信任的現實處境中，我們若還不去考慮台灣的國家主權和國家權力在現實上的功能，又怎能確保我們對社會公義的倡議有落實的可能？然而，問題的根源恐怕在於，我們始終缺乏一個「安全的言論空間」，讓台灣社會中，最極端化的政治議題有對話的可能。而所謂「安全的言論空間」，不僅是一個可以對話的物理場所，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需試圖在對立的僵局中，提出更上位的問題框架，以打開可以對話的空間。某種意義上來說，野草莓學運的出現，確實在基本人權這個問題，隱然打開了各種僵固立場進行對話的可能空間。

四、結語：期待深化的學生運動

假若我們看到野草莓學運在發展上所遭遇諸多困境的癥候意義，那麼也就看到了野草莓學運可以進一步前進的方向。當然參與野草莓運動的學生中，有沒有足夠的能量去打開這個空間，是進一步需要是思考的問題。而為了深化自身經營運動的能力，首先參與者就必需先反身批判這場運動，看到自己的限制與不足；我並相信，只要我們懂了從「失敗」中解讀所蘊含癥候的意義，這個承認失敗絕對會變成下一步前進的重要資產。倒是野草莓的參與學生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假若我們從整體社會系統的角度來思考，野草莓學運的意義，並不是從行動者自己設定標準和成就感來評價，而是就他是否對整體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來斷定，當然，有沒有造成結構的影響是見仁見智的詮釋。但至少就前述野草莓學運突顯出的結構困境，就是現在還持續奮鬥著的野草莓學生可以努力的方向。另外，我同意何師批評離開廣場後租用實體空間的決議，但這個批評之所以有意義不應該在於「租用空間」這件事的本身上，而是租了空間後，有沒有達到深化運動意義和效果的評估上。運動不能期待有「高檔」的設備和享受，但也不必以自我剝削的手段來證明參與運動的價值。

無論如何，最為關鍵的，仍然是學生組織和學生個人累積運動能量的問題。除了批判反省運動經驗之外，個人思辨力的提升無疑是最為首要。然而，思想不會在嘴泡式的辯論中得到深化，只有不斷參與論壇聽演講，而自己不閱讀、反思，終究也只能是鸚鵡。我寧可相信，閱讀深邃的哲學作品仍然是提供社會運動者革命武器最好的方式；因為，在閱讀和反覆思索此等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正經歷著紋心的過程。最終，養成的細膩思維會在實踐的戰場上，發揮作用。至於組織，除了訴諸實踐的熱誠，一個個志同道合同志間的串連、並在大大小小的實際行動中積累信任和合作方式之外，在這個帶有後現代主義性格的社會氣氛中，社會運動者也需自問自己在每一場運動中，究竟只是為了滿足自己衝撞體制的快感，或者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假若沒有了對社會共同體的集體利益的想像和責任，社會運動者不斷挑戰法制和規範的行為，便與盜匪沒有兩樣。因此，運動不能只有眼前滿足每一次衝撞的戰術思考，更要有對整體社會想像的戰略考量。借用阿圖塞對馬基維利的評價來說，我們要努力的是「打開一個新的空間」。[7]

社會運動者，必須不斷在自我反思、批判的過程中，既調整卻又堅持自己的價值信念，而在行動上，既要富謀略，卻也要有單純實踐的熱誠。「我只有一個激情、只有一個需求、只有一個我自身的完全感覺，這就是去影響我周圍的人，我幹的愈多，我便愈覺得快樂。這難道是一種幻想嗎？也許是的，但是，它的根底裡包含真理。」[8]費希特（J. Fichte）如是說。

[1] 台大城鄉所博士班。專長是現象學與馬克思哲學，發表過「歷史處境中的行動主體：馬克思哲學的現象學詮釋」等文章。

[2] 本文所討論的「野草莓」也僅只限「台北野草莓」。省略「台北」不提，單純只是行文方便，無他意。

[3] 反過來說，除非行動者自認為是處在受迫條件下接受建議，或者是給予建議者認為自身說話的角色是一個會（或必須）形成壓迫式命令的位置，才需要有迴避「下指導棋」的焦慮。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野草莓學運中，多數有自主性的參與學生和懂得節制自身權力的野教授之間，在互動上並不會「下指導棋」的焦慮。

[4] 我便親眼看過，當時雖向民眾表達不再接受捐款，但民眾竟還是硬把數千元鈔票塞給學生；而該名學生亦非常有品格的把錢交給當時的負責行政的同學。這樣的情況層出不窮，因此當時負責財務的同學，當機立斷，設立接受捐款的單一窗口而不是拒絕接受捐款。這個判斷，我個人認為是正確的。

[5] 事實上，早在廣場開始聚集的第三天深夜，我便與當時尚未熟識的張之豪談及此事：這場運動不可能達到一般社運意義下成功的結果，所以只能寄望在拼「運動意義」這件事上。

[6] The Human Condition, H. Arend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 Machiavelli and us, L. Althusser ; 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 New York : Verso, 1999

[8] 《激情自我：費希特書信選》，洪漢鼎、倪粱康譯。2001，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中科三期爭議立委修法解套？

2010-10-18T04:07:00.000-07:00

中科三期爭議立委修法解套？

文：Yoshi (社會改革前線成員)

(原文刊載於《監督國會雙週刊》115期)

立法院第七屆第六會期第四次會議，由立法委員吳育昇領銜，共22名立委連署提案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增訂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明定環評審查結果公告經行政法院撤銷確定後，原開發許可處分是否撤銷，應由權責機關依行政程序法，自行判斷是否不得撤銷。

也就是說，以後類似中科三的案件，行政部門可以根本不甩行政法院判決，自行決定開發商是否應該停工。

本來，今年一月高等行政法院宣判中科三期環評無效時，關心此議題的環保團體像收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無比興奮。熟不知，接下來環保署完全沒有強制停工的實際動作，放任開發商繼續「違法」施工，讓環保團體只能選擇退回原點，繼續抗爭。

這樣的發展讓人不禁想問：如果環保署可以如此不甩高等法院判決，那我們要法院幹什麼用呢？而從學理上，權力分立的角度來看，這事情顯示的是行政權傾軋凌駕司法，傷害憲政體制，也傷害了台灣一點一滴逐步重建的「法治」文化。

不可思議的事情還沒結束。立委吳育昇13日提案修正環評法，斧底抽薪，將原本法院判決違法的給合法化。雖然如此提案的意圖與動機不明，但實際結果就是開發廠商得利，居民受害。公督盟幾次評鑑下來，吳育昇委員表現不俗，但還是可以見到立委問政，提出這種損百姓利財團的法律修正案。

吳育昇對外的說法是訴諸「信賴保護原則」與法律安定性，主張已經發出的開發許可是否撤銷，應由行政主管機關依情境決定。可是我們必須問的是，至少以中科三期案為例，此案中的信賴利益真的有大於撤銷所欲維護的公益嗎？居民的生活環境與健康品質的重要性，小於廠商停工的損失？別忘了，如果真的停工，開發商可以提國賠訴訟也可能打贏官司獲得賠償，但居民的生活環境與健康品質卻不是可逆的。

不過，歸根究底，造成這樣的兩難情況，責任還是在行政部門、在環保署。就算停工，廠商得到國賠，買單的還是支撐台灣大部分稅基的小老百姓。「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由此得到充分印證。

鄉愿不是客觀中立：評吳乃德的「轉型正義」觀

2010-08-30T06:24:00.000-07:00

日前參與政大台史所活動，聽了吳乃德教授提出關於轉型正義的論述。如一般所知，轉型正義涉及了三個重要的環節：被害者賠償、加害者責任追究、歷史真相釐清。吳乃德教授認為，這三個環節中，加害者責任追究這一部分，因考慮到法律追訴難以課責（例如許多當時的加害人已過世），以及追究加害者責任往往引法保守勢力更大的反彈，因此，在轉型正義中，不一定要進行「加害者責任追究」這一部分。吳乃德教授更進一步舉當年蔣介石與白色恐怖時期執行判決的法官為例，指出一些實例說明他們作法在當年不見得不合法，並且，當時代有其特殊結構性的因素，因此，要追究他們的責任也不盡然公允。

雖然吳乃德教授一向是研究轉型正義的權威學者，但對於他此番關於轉型正義的言論，無論就論述的內在理路或實際的政治場景，我們都不得不提出嚴厲的批判。
首先，關於他從法律責任難以實際課責為由，反對追究加害者責任的說法。必須清楚，「追究責任」並不只是「追究『法律』責任」，我們亦不應該從法律能否實際課到加害者責任來決定是否採取追究責任的動作。「追究責任」並非「報復」，並且，我們對於到底加害者最後受到什麼樣的處罰，更只是次要關心的事；重點是，「追究責任的行動」為的是要確認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共同堅守的政治價值和正義原則！至於加害者最後是否遭受到實際刑法處份，並非重點。例如，韓國在追究過去威權時期的歷史時，曾判決了二戰之後執政者親日行為所獲益的財產必須歸還。然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這些當權者的後代早已將財富洗錢完畢，根本無法實際執行，但這個判決卻確立了這個時代韓國人的共同信念。

另外，法律責任是否可以追究，這亦不是我們需要去為司法系統設想的事，而是司法系統必須去面對的「轉型正義」課題。追究法律責任始終亦非要見到加害者受到嚴厲的實際處罰才甘心，我們不過是要明白，司法體系究竟給了我們什麼樣的理由面對過去殘害人權和民主的作為，無論是輕判、重判還是放過過去的加害者。我們不是要報復，而是要檢驗、確認，這個時代的司法體系，究竟是堅持著什麼樣的正義原則而已。

因此，吳乃德教授試圖以法律難以究責為由來迴避追究加害者責任的說法，與其說是寬容，卻更像保守派的託詞。

吳乃教授的另一理由是「政治效果」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就引導台灣社會邁向更成熟的民主社會而言，注意舊有保守派政權在當前政治局勢中的勢力，因此避免追究加害者責任的作法引發其反撲的政治策略考慮，是可以同意的。然而，諸如此類的政治手段考量，可以接受的範圍也應僅限於「消極的不作為」，也就是說，消極不刻意追究過去加害者的責任為限。但假若不但不追究，還反過來為當時代加害者辯護，這就不僅是「消極的不作為」，而是「積極的反作為」。這種「積極的反作為」，不但已經不是為達成熟民主的政治策略考量，根本上就是為保守勢力施上遮羞的胭脂。令人遺憾的是，當天吳乃德教授的演講中，竟然表達出不少「積極反作為」的言論。

我想，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同意，當年白色恐怖時期，蔣介石等統治集團的成員，絕對有各種合理的結構性理由，來為其行為提出一番辯解；就像職棒打假球的球員，也有各種的結構性理由來解釋他們何以打假球，但是，再多的結構性因素，都不足以構成行動者決定如何施為的充分理由。正如吳乃德教授自己在＜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一文中，對人的價值理念在歷史進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視，行動者豈能僅被視作結構底下的笨蛋？追究政治責任的意義之一，也正在於對人作為人的意志自由，給予最基本的肯定和尊重。另方面，儘管當時代加害者許多的作為有其當時代的法律為依據，但合法性始終不等於正當性，究責，亦正是要追問，在整體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過去的立法，是否引導著人類的文明走向正確的道路。我們確實以現代的價值在為過去的歷史下判斷，正如未來的人們也會審判我們這個時代一樣，但這絕不是殘酷，因為只有誠實的清算歷史以及面對歷史的清算，才有理由相信人類歷史會降低相同錯誤再犯的機率。

因此，吳乃德教授試圖以政治效果迴避追究加害者責任的說法，與其說是政治考量，卻更像為保守派的施粉遮羞。

我寧可相信吳乃德教授此番言論的目的不是為過去保守派喉舌，而是企圖以更公正客觀的高度，為過去的歷史下一個公允的註解。但，公正客觀絕非鄉愿，相反地，沒有怨恨卻毫不遮掩的歷史清算，才更接近「公正客觀」。特別在今日，因著複雜歷史遺續的糾葛使我們進退為難的台灣社會，我們更需要對過去的每一段歷史認真進行清算，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政權。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撥雲見日的第一步，也是我們對身處於其中的我們的歷史的基本責任。

Chomsky與他的臺灣觀察

2010-08-16T23:06:00.001-07:00

Chomsky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在語言學，並且非常優越。他大學與研究所在Princeton，博士在哈佛拿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發表其在語言學界影響深遠的大作。

然而，真正讓他的名聲傳播到整個歐美的知識界與運動界，則是他的政治評論。對很多美國的狂熱民族主義這（可比照中國的糞青）來說，Chomsky就是個反美的大將，所以常會有出版社出他的書時說Chomsky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先鋒」。這個說法其實不太準確。Chomsky實際上是對國家機器與企業財團資本勢力的權力與作為進行批判。這雖然出自於Chomsky自幼就受到20與30年代的美國工人與進步運動的影響，日後成為「無政府主義」的價值觀有關，但他並不是以教條式的在以某種主義或單一理論去亂罵亂叫。

反之，他幾乎完全是出自於常識與邏輯在剖析美國政府的種種「自相矛盾」的作為，也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美國政府。一邊說要堅持自由，一邊卻在以各種方式去箝制公共輿論的形成。一邊說要堅持民主，卻在世界各地支持極權政府（包括，當然，蔣家國民黨政權）。

因為Chomsky不是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或人類學者，因此他在撰寫相關的議題時，不會掉書袋，不會寫一大堆常人不熟悉的理論與術語。但也因為他的批判力道很強，Chomsky的標準很簡單，一貫性（有沒有矛盾），以及對事實的掌握。而這些事實其實往往都是有被報導過但卻被淡化處理，或眾人在熱衷於媒體製造出的議題焦點之外的關鍵事物。

也就是說，Chomsky幾乎不曾寫過別人沒寫過的東西，只是他很有智慧地將事情連貫起來做出精準的分析。也因此，他對政治上的分析，全部都是二手資料，他仰賴大量的其他社科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做出他的分析。

這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他的政治作品淺顯易懂，並且只要邏輯稍微有點概念的人，都可以更有智慧地吸收世界政經大事，而免於被特定政媒勢力誤導。

缺點則是，Chomsky常常會在一手研究出現錯誤時，基於那些資料而做出誤判。

你可以說Chomsky基本上是支持人民的、支持民主的（直接民主）、支持自由的；反對霸權的、反對侵略的（而不是任何戰征都反對的純和平主義者）、反對極權的。

他在擅長的領域上是非常強悍的，包括美國與北約國家的軍事行動、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資本主義國家與媒體工業的反動、拉美、中東、非洲。並且，更重要的，是知識份子面對權力的批判態度與方法。

這讓Chomsky幾乎是北美大學校園裡的青年知識份子中，知名度最高，閱讀率也最高的公共知識份子。在北美的校園裡，只要是稍微關心公共事務的學生，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無人不知Noam Chomsky。

Noam Chomsky是當代知識份子的典範的意義在於他對行動與實踐的不遺餘力，不僅對學生運動長期支持，與毫不鬆懈的公共論述的書寫，從反越戰運動一路到反美伊戰爭，Chomsky越戰越勇，這更比照出多數當代知識份子的虛無、不負責任、把社會的栽培與知識文化權力的壟斷的自私與懦弱。

但是，前面有提到，Chomsky的弱點就在於他不是社科學者，而亞洲區域更是他最不熟悉的地方。若是認真的Chomsky讀者，要在他出版的書籍中要找到Taiwan或是China，幾乎是鳳毛鱗角。提到Taiwan就是講經濟發展模式（亞洲四虎，發展型國家如何不服從市場至上的的模式來成功）、偶爾講一下蔣政權與美國CIA的狼狽為奸（但都是條列出一堆國家中的一個，只是帶過）、偶爾提一下民主經驗。

提到China則不外乎中國對東突、圖博的控制與殖民，或中國發展模式又不符合美國的華盛頓共識，少之又少，也都是當做簡單舉例來帶過。

總而言之，Chomsky對當代知識份子與政治界的影響仍然是深遠廣大的，他的批判姿態，他不斷以事實與精湛分析解剖美國霸權，並普及化了這樣的知識與見解，這是偉大的貢獻。就連被他所批判最力的媒體中的「New York Times」，也說「Noam Chomsky是當代最重要的知識份子，只是我們不明白為甚麼」。他也是當代被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著作，引用數量最高，最多的學者。

只是，Chomsky不是神，他有他的局限，尤其是他無法親身做一手研究的議題，而其中又以亞洲為最。

因此，他對臺灣問題的看法，有他的誤差，也有他的障礙。Chomsky也非常有學者風度，若在演講時有人以事實、數據與邏輯指出他的錯誤，他也會毫無身段地致歉，修正。很顯然，在這場清大的演講中，沒有臺灣的學者或學生或任何聽眾表示出異議。

今天對全球的進步知識份子的影響力最鉅的Noam Chomsky，講出了對臺灣這麼不準確的分析（單就統獨方面的知識），身為臺灣人，我們應該要問的是，我們自己究竟在世界上怎麼說自己的國家？我們究竟給了他人甚麼樣的印象？我們的政府與政治人物究竟怎麼跟世界在自我介紹？我們的國家究竟在世界上又以哪些作為來定義我們自己？

在急著給別人扣帽子之前，先想想我們自己到底讓別人怎麼認識我們。

而我們又可以怎麼做，
讓世界上的良心們，這些偉大的知識份子們，站在我們這一邊？

杭士基：台灣討論或宣布獨立會製造紛爭

【李坤建／竹市報導】中國時報 2010.8.11
世界知名語言學者與政治社會思想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杭士基教授，十日應清華大學邀請以「刺激的匱乏：尚待努力的課題」為題發表演講；他認為台灣目前不適合宣布獨立，討論或宣布獨立都會製造許多紛爭，應保持現狀，兩岸內部的問題自行解決，對兩岸才不致產生巨大變化。

演講前，清大先頒授名譽語言學博士學位，並聘任為榮譽特聘講座，以尊崇他長久關懷弱勢族群及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杭士基昨天也對兩岸發展闡述自己的觀察，他說，台灣的經濟其實並不完全依附中國大陸，台灣的科技研發能力、文化及科學都優於對方，台灣人民對自己的未來不必太過於悲觀。

至於兩岸簽訂ＥＣＦＡ，他認為現階段對誰有利還看不出來，必須長期觀察，他舉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簽訂經濟架構條例為例，也是到後來才知對誰有利。

杭士基勉勵清大學生說，做學問應秉持科學精神，不輕信嘗試性的回答，對於任何一般人視為顯而易見或是理所當然的現象都應有所質疑，「勇於挑戰眼見為憑的事物」，是他一貫堅持的態度。

杭士基演講時指出，「刺激的匱乏」理論係指幼童出生後，從父母身上習得語言的經驗是很有限的，幼童為何能在語料證據相對貧乏的情形下，日後長成後能輕易的掌握和操控複雜的母語？他表示「這是基因使然」，因兒童成長過程依賴先天的機制，而不是單靠所接觸的特定語料來確立自己的語法規則，語言學習到了青少年階段後逐漸趨緩。

清大校長陳力俊表示，杭士基教授被尊稱為現代語言學與認知科學之父，他主張的「普遍語法」概念，也一反行為學派的看法，認為兒童學習語言皆有所本，引發心理學界革命性的變革。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0,5245,50504468x112010081100180,00.html

反對「XXX的」ECFA可以被簡化為反對ECFA嗎？

2010-07-23T22:40:00.000-07:00

很不想寫關於ECFA討論的文字，但實在氣不過，也實在受不了一些不知是刻意還是不小心簡化別人言論的人，只好擱下眼前的工作，抒發一下。

別的不說，像「立報」這種理論上應該很有水準的報紙，在處理ECFA這樣議題上，也不時流露出將事件簡化成「支持ECFA」和「反對ECFA」兩種立場來理解，然後再以我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種劣質的二元論模式構成它的論述，令我訝異！（例如：）。（註：我無意批評立報，只是以它的論述為例罷了。相對於其他報紙，立報值得閱讀的程度也大多了）

不可否認，社會上確實有一種「死硬派」份子，堅死無由地反對ECFA到底，但這種人到底有多少？我懷疑。不信的話去GOOGLE一下，絕大多數反對ECFA都是有一定理由作為條件。比如：「反對『沒有民主程序的』ECFA」、「反對『擴大剝削的』ECFA」（小弟我的主張之一），就算是「反對『傾中』的ECFA」，一樣是有理由作為條件。這些「反對『XXX的』ECFA」，怎麼能夠等價為「反對ECFA」呢？做個簡單的邏輯類比，難道「我不吃餿掉的食物」可以等同於「我不吃食物」？？在由理由為前提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討論的反對者的「理由」，而不是檢討他的「反對」。

可惜，我們看到多數支持政府簽訂ECFA的論述，經常以一種唯心論的方式說那些反對論者的理由只不過是藉口，然後本質論式的推斷這些人就是骨子裡反ECFA，不值一顧。如上述引用立報該文便寫到：「所謂『決策不民主』只是個假議題，對民進黨而言，反ECFA遊行其實自始就非辦不可，『民主』無非是政治上的修辭學。」說實在，諸如此類的推論跟戒嚴時期刑法100條「預謀叛亂罪」的反民主心態有什麼兩樣？我們固然可以綜合各種判斷來臆測他人的動機，但難道我們可以此作為否定他人實際表現出來之行動或主張的價值，甚至以此陰謀論式的臆測作為定罪他人的依據？這樣的論調恐怕是完全違背了民主的精神和價值。

這麼說吧，人確實不是全然理性的動物，並且往往立場的形成早於理性論證思考之前，因此，各種理由經常也只是用來作為已辯護已決定之立場。不過，並不能因此就說這些理由只是托辭而毫無價值；相反地，我們應該看到，這說明了提出理由者願意其立場尋找正當性根據的理性表現。因此，在理性的溝通過程中，我們應該做的不是以臆測其所提出理由的「真正」動機來迴避其挑戰，而是應該去考慮其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值得重視。打個比方，當某位老師要求突然在法律課堂上要求學生以唱流行歌曲作為測驗成績，某學生卻因為不想考試而質疑這項測驗的正當性時，我們能否說這位學生的「真正」動機是不想考試，所以他的質疑便是托辭而沒有價值？

這些都是簡單的邏輯ABC，無奈這個社會的聰明保守派，卻往往透過看似進步的修辭，遮蔽這些邏輯來逃避自身主張該面對的挑戰。回到主題，ECFA 真正的問題始終不再「簽」或「不簽」這個最終結論，而是如何決定、評估簽或不簽的過程，並且既然政府（執政黨）主張簽訂，自然必須負擔回應各項提出反對簽訂的理由。當然，反對的理由可能千百種，不種生存條件者的考量也不盡相同，因此最重要的就是確保一定限度的民主程序（無論式代議式或直接式民主程序），讓各種異議有充分表達和彼此溝通、理解的機會。這就是現在「反對」ECFA論者最主要的一個立場：反對「沒有程序正義的」ECFA。無論提出這個反對理由者的動機為何，除非以實際行動證明這項反對沒有現實的依據，否則我們究竟有什麼理由去迴避這樣質疑？

或許有人會爭論，到底什麼才叫「充分的」民主程序？的確，「充分」沒個準，依據的是社會共識；但我們至少可以很明確的指認出哪些狀況絕對是「不充分」的程序，而偏偏當前執政黨走的就是這條道路。例如在7/8立法院臨時會中，國會議長充耳不聞現場異議，在五、六分鐘之內，以違反議事規則的方式，強行將ECFA相關五個法案逕付二讀，恐怕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充分程序正義」的表現吧？（不信者請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JFLEp_4HrlY，當時議場的實況VOD）而這樣的前車之鑑下，難道擔心接下來的二讀，執政黨將如法炮製，再次拒絕討論強行表決的憂慮，也只是一種「反對ECFA」情緒下的托辭？（事實上，早在「地方制度法修訂案」通過的那一場戲碼，執政黨就操演過這種拒絕討論而強行表決的戲碼了，不信者不妨逕自到立法院網站的IVOD系統調閱影片查證）。

就我個人而言，就ECFA簽訂內容中，實質反對的乃是可能造成「擴大剝削的」部分，無奈，在台灣程序正義被如此糟蹋到環境中，根本沒有機會充分表達這些實質的反對理由。因此只好先反對沒有程序正義的ECFA。但最可悲的始終是，主張簽訂的人，哪怕是自我標榜進步的份子，也鮮少願意認真對待各種反對者的理由，只管用政治陰謀論解釋這些反對者所謂的「真正」動機。就像立報這麼進步的報紙，除了質疑反對者的政治動機外，對於反對者所提理由的事實（就拿幾乎沒有爭議的程序正義瑕疵），又面對了多少？恐怕，在這些質疑反對者是「政治動機」使然的論述，是根源於更嚴重的「政治動機」。

（P.S. 其實就算是支持簽訂ECFA的論者，也存在內部差異。諸如楊秋興的「支持」立場，難道可以等同於執政黨的立場？無奈，又有多少人願意仔細區分？）

別再胡亂批判二元論

2010-07-07T22:52:00.000-07:00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人們以「二元論」來作為對他人論述進行批判的立基點，或者常常聽到，人們以主張「要超脫…二元論」，來作為自身思想開明的表徵。事實上，氾濫或盲目的批判「二元論」，恐怕是最嚴重的一種二元論。

大多數的時候，人們恐怕是從沒搞清楚「二元論」，就急著搭乘「批判二元論」的流行列車。假如你讀到這裡，就以為我是支持二元論，然後加以批判，那麼，你又陷入了二元論。事實上，這裡我要談的問題，不是二元論對不對，或者反對或支持二元論的「二元論式問題」；而是要澄清，什麼是二元論，並且在那個層次上的二元論我們必須反對、那個層次上的二元論又是不一定要反對、又哪個層次上根本是無法反對。這個問題雖然涉及了認識論的根本，不過，我將避免用嗷口的哲學話語來討論它。

簡單說，我們至少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來說明「二元論」的可能，一種是「認識的二元論」、一種是「形態的二元論」，另一種是「價值態度的二元論」。

所謂「認識的二元論」，指涉的是我們在對事物進行認識時，所發生的一種不可避免的二元論模式。我們必須先了解什麼叫「認識」，才能明白何以不可避免。「認識」就其基本功能上或者就其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無非是對事物加以分類，無論這個認識的過程是建立在智性還是感性的基礎上。然而，分類意謂著何事？不管分類的結果是將事物規為幾類，但是就分類的動作而言（亦即認識的過程），所指涉的最基本意義，無非是先能判斷某物是A或～A。儘管～A可能包括B、C、 D...，但是，要能分類首先就必須先能對事物進行A或～A的判定。能對雜多的現象世界進行分類，認識的活動才得以可能展開。這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同意所謂基本的「認識」活動就是最終能指出「X是什麼」或「X不是什麼」、「我要什麼」或「我要什麼」等等諸如此類的判斷時，認識就必然包含二元論，否則區別就無以進行，從而各種行動也就無法展開。

顯然地，當我們這樣來了解什麼是「認識」之後，就會發現，認識的功能或結果將使得事物被限定，從而也排除了事物的其他可能性（A／～A的邏輯問題）；對此，有些哲思者喜歡用強烈的修辭來說：「認識必然蘊含著一定程度暴力」。我們可以舉例來說，當我們認識某人，意謂的是對某人進行了身份的分類，如果這個身份的分類是肯定的，這也就是將某人畫入A，而排除了他作為～A的可能；如果是不確定的，那就是我們將某人畫入了～A，這也就排除某人作為A的可能。似乎，就認識的層面而言，透過一定程度的排除來化約現象的複雜是不可避免的，而排除一定是在二元的架構下進行。

第二種二元論我稱之為「形態的二元論」。延續第一個層次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對事物進行認識活動的分類，必然有個分類的範疇作為分類的原則。除非我們是極端的唯心論者，否則，這個分類範疇多少是以特定社會文化為基礎。這也就是說，即便就認識活動而言，分類的進行必然涉及二元論的操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A／~A就只能分為兩類，相反地，～A在不同社會文化底下，可能各有不同「數量」的細分可能。而所謂形態的二元論，意謂的就是在某些社會文化底下，往往將認識論的二元論直接轉化為分類範疇的二元論，例如：[男]／[～男]＝[男]／[女]，但是[～男]＝[女]不過是特殊社會文化脈絡的一種分類原則而已，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底下，[～男]也有可能包含「第三性」等等。

此種由社會文化分類範疇而來的「二元論」顯然並非必然的，它是可能在改變的。一般我們聽到人們對二元論的批判，很大一部份指涉的是這個層次，指摘特定社會文化對某些事態上分類上過於固著於形態的二元論，乃至於忽略了社會實在的複雜。這種批判看似有理（多數時候也確實有理），不過，仍然有些容易使人混淆之處，有待澄清。

簡單說，「形態的二元論」雖然容易過度化約社會實在的複雜，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形態的二元論」卻經常是面對生活世界繁複必須的一個起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面對現實社會世界的繁複，每件事都要在形態上細膩地分類，那麼，社會生活恐怕將不斷的「停格」，而無法流暢的運作下去，因此，為了使社會生活穩定且流暢的運作，「形態的二元論」往往作為日常生活社會世界交往的一個起點或策略，只有在特殊的情境下，我們才仔細細分事物的類型，而不會隨時隨地的對每件事都進行著多元形態的仔細考查。換言之，「形態的二元論」乃是日常生活中，人們用以保持生活節奏流暢的必要策略。例如在一般日常語用中，人們常用「黑／白」來簡化顏色，或者用「城／鄉」來簡化城市類型；但是這種語用中的「形態的二元論」並不表示人們天真地認為就只有「黑或白」、「城或鄉」，毋寧說，「黑」、「白」之間或者「城」、「鄉」之間是一種光譜，這之中還蘊含各種介於中間複雜的形態（比如說「鐵灰色」等等），但是社會生活中並不需要每次都辨識的很清楚，因此，只要日常生活可以持續運作，類似「黑」／「白」或者「城」／「鄉」這樣的化約就足夠了。不過，這裡的關鍵仍然是，這只是一個起點，並且，構成「形態二元論」的兩端不是對立而是光譜的關係，中間蘊藏各種複雜交錯的形態。

然而，假若這麼說，是否對「形態二元論」也不能批判了？就俗民世界的日常生活來說，「形態二元論」作為一種為保持日常生活流暢的這一點，或者作為社會研究的起點來說，確實是沒什麼好批判的，但是，如前所述，這種「形態二元論」充其量也只是化約繁複現象的一個起點，假若人們忽略了這一點，而把這個起點沈澱為一種社會文化穩定的分類結構，那麼，此時的「形態二元論」就值得反省和批判了，因為僵化的型態二元論，講造成社會世界中，許多沈默的受害者。然然別以為細緻分類事態避免型態二元論的人，就沒有陷入二元論的危機，事實不然，因為最嚴重的二元論還不是型態的二元論者，而是「價值態度的二元論」；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後者才是最需要批判的對象。

「價值態度的二元論」也就是對事物強加以「是／非」、「好／壞」，並且，只有「非是即非」、「非好即壞」的選擇。這種態度的二元論往往會配搭著沈澱為分類範疇的「形態二元論」，把某一類等於好，另一類等於不好；典型的例如：「男尊／女卑」、「綠吱／藍蛆」。然而，正因為這兩個層次的二元論往往套疊在一起，因此，人們常常誤以為只要批判「形態的二元論」就可以為遭賦予負面價值的一方平反。事實上，縱使在形態上突破了二元論，也不見得能夠改變事物的價值分配，比方說，即使我們突破了一般「男／女」的二元窠臼，改變為「男／女／第三性」，這也不等於能夠改變男性優位的價值體系，「男／女／第三性」也可能依舊對應到「男尊／女卑／第三性卑」的狀態。如果你（妳）仔細觀察，便會發現，社會上有多少自詡為進步的人，儘管可以洋洋灑灑批判各種社會文化的型態二元論、細膩地描述社會事態的諸種差異類型，但是，卻始終將其分類固著在一套僵固的價值階序體系中。

這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對所面對的事態進行價值判斷，而是說，根本的問題在我們往往太快將僵化的價值階序（如「是／非」、「好／壞」等）套用在我們所面對的事物。在我看來，只要我們不改變此一「價值態度二元論」，不能批判這個層次的二元心態，那麼，任何「超越……二元論」的論述，都不過是無聊、甚至遮掩自己保守的話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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